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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访我院双聘PI樊嘉教授——肝癌治疗在沪实现重要突破

发表时间:2012-04-17  |  阅读次数:660次  |  字体大小 [ ]

        中山医院运用肝移植治疗肝癌,及术后“有的放矢、因人而异”的防治新技术,使肝癌肝移植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达到65.5%,超过49.2%的全国总体水平。

  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癌,经“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优化及复发防治策略”的治疗,有望被击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肝肿瘤外科主任樊嘉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运用肝移植治疗肝癌,及术后“有的放矢、因人而异”的防治新技术,使肝癌肝移植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达到65.5,超过49.2%的全国总体水平。在刚刚举行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樊嘉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10年来,肝移植在我国得到蓬勃发展,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目前,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内有26.5%的病人肝癌复发,因复发死亡的占全部死亡人数的52.1%。降低移植术后肝癌复发率成为肝移植治疗肝癌的重点和难点。

  作为上海市领军人才和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樊嘉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从基础到临床作了系统的研究,其“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优化及复发防治策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

  该项研究在国内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上海复旦标准”,在不降低术后生存率的前提下使更多的肝癌患者受益于肝移植;另一方面建立术前血清学预测模型,两者结合使术前受体选择标准更具科学性,使有限的供肝资源得到更合理利用,并显著提高肝癌肝移植疗效。

  针对肝癌肝移植术后的转移复发,樊嘉教授率领的科研团队新制定了一套面向患者的术后复发防治方案,即建立肝癌肝移植术后机体免疫功能的新的评估方法,将免疫抑制药物用量降至最低;以新型免疫抑制剂雷帕霉素为基础的具有抗复发作用的免疫抑制方案,在抗排斥的同时可有效防治肝癌复发;将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与雷帕霉素联用以进一步提高防治效果。该方案强化了医患互动,使患者得到及时、正确、个体化的治疗,明显提高了肝癌肝移植疗效。

  突破一:

  肝移植手术

  放宽标准放大生的希望

  樊嘉告诉记者,肝癌首选的治疗方法当然是手术切除,而很多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介入治疗,或者局部治疗比如射频、微波治疗等等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一旦肿瘤患者同时患有严重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不适合进行手术也不适合进行其他的治疗方法,那么首选也只能是肝移植。

  “一个小肝癌的病人如果没有合并肝炎、肝硬化,通过手术切除后可能生存5年以上甚至10年以上,但是一旦他合并了严重的肝炎、肝硬化导致肝功能非常不好的情况,则不适合手术切除。”樊嘉说,针对这样的病人,所有现有的治疗手段都不能达到最好效果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移植的办法,整体换掉他的病肝。这样一个手术也就解决了三个问题:乙肝、肝硬化、肝癌,也就去掉了肝癌生长的土壤。

  正是由于中国是肝癌发病率很高的国家,在制定肝癌肝移植适应证方面,到底是收窄还是放宽也引起了医学界的很多讨论。西方普遍适用的是通过米兰标准衡量和定义早期肝癌的。具体来说就是,单个肿瘤直径不超过5厘米或多发的肿瘤少于3个并且最大直径不超过3厘米,没有大血管浸润现象,也没有淋巴结或肝外转移的现象。符合这些标准的早期肝癌患者通过肝移植治疗,疗效可以得到肯定,这类患者的4年生存率大约在75%,病人的术后复发率小于10%。

  但是,米兰标准有一个缺点就是过于严格,有一部分可能治愈的肝癌病人会被排除在外。 樊嘉表示,因为国外的肝癌发生率很低,所以西方制定的标准就相对严格。“如果是5.1厘米的肿瘤,5.2厘米的肿瘤,或者6厘米的肿瘤是不是肝移植之后效果就会很差呢?”面对很多处于临界点的患者,樊嘉和他的团队开始考虑在中国这样一个肝癌发病率非常高的国家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相对放宽的肝移植标准。

  他们统计分析了多年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适应证标准——“上海复旦标准”:单发肿瘤直径大于9厘米,或多发肿瘤不超过3个且最大直径大于5厘米、全部肿瘤直径总和大于9厘米,无大血管侵犯,无淋巴结及肝外转移;经上海多家医院病例证实,在不降低术后生存率的前提下,这个放宽的标准使更多的肝癌患者受益于肝移植,这一标准无疑也放大了患者生的希望。

  为了在扩大适应证范围之后能够不让患者复发转移,科研人员还特别对肿瘤的生物学特性进行了研究。樊嘉说,有些肝癌细胞像活泼的小孩子,非常爱动,那么这种癌细胞就比较容易后期转移;也有些细胞像安静的小孩子,属于惰性的,那么术后转移的机会就比较小。一旦能够正确分析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就可以针对肝移植病人的具体情况设定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研究人员发现移植前可以通过肿瘤分子分型来限制移植手术的进行。虽然一部分人肿瘤不大,符合形态学标准可以进行移植手术,但是分子生物学检查显示他的肿瘤复发率很高,那么这部分病人也不宜进行移植手术。术前血清学预测模型再加上“上海复旦标准”这种形态学标准,两者结合使术前受体选择标准更具科学性,使有限的供肝资源得到更合理利用,并显著提高肝癌肝移植疗效。

  突破二:

  移植手术后

  踩准患者免疫力“跷跷板”

  大家都知道,做了器官移植的病人体内属于其他人的器官会被其自身免疫系统所发现并被认为是“异物”而受攻击,从而产生巨大的排异反应,免疫力甚至可能“吞噬”新的器官让其无法正常工作。为了应对这种反应,医生就需要大量使用抑制人体免疫的药物来避免排异的产生,但是这种药物也同时会降低人体对肿瘤细胞的抵抗能力。

  医生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精妙的平衡点:既让身体中的免疫能力不排斥“新来的”器官,又让免疫力保护人体使肿瘤细胞不转移不复发。因此,如何避免肝移植术后病人癌细胞的转移也是樊嘉科研团队研究课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前这一课题在全世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经过不断的努力,专家团队在体外研究、动物研究和人体转化应用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对肿瘤生物学特性的分型上,研究人员就发现带有capn4这种分子标志物的肿瘤细胞很容易复发。这就提示临床医生在今后的治疗中针对携带这种标志物的病人要尽早采取措施进行预防,比如通过靶向药物、全身化疗等。

  研究人员还发现,术前测定病人的免疫功能也能够增加手术的成功率。人体的免疫功能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上,免疫力偏高那么新移植的器官有可能遭到排斥,而低于这个范围,就可能会肿瘤复发,因此研究人员利用cylex找到了这样一个结合点:通过检测它的值来衡量患者需要服药的多少。

  病人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测一次这种结合点的数值,也可以给医生制定用药治疗方案提供科学的佐证。医生通过这一检测结果不断调整病人的免疫用药,让他身体内的免疫力既不会排斥新来的器官也能够足以抵抗肿瘤,病人和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过密切的配合来战胜疾病,达成了良好的互动。这一成果已经在全国得到广泛的推广。

  记者了解到,樊嘉教授率领的团队在11年时间里已经进行了1000余例肝移植手术,其中75%左右是肝癌病人。在这11年里,他们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创新了很多技术,很多崭新的技术在这里得到应用: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中国最先开展劈裂式肝移植的单位之一,上海市首例成人-成人右半肝活体肝移植,上海市第一、二例成人-儿童活体肝移植……

  在他们的努力下,肝癌肝移植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达到65.5%,其中符合上海复旦标准的病人手术后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75%左右,极大延长了病人的生存时间。

  背景

  每年大约30万人因肝癌导致死亡

  肝癌以极高的恶性程度被称为“癌中之王”,我们国家肝癌每年的发生率占全世界的54%,死亡率也占全世界的50%以上。全世界每年发生的肝癌在70万左右,其中在中国每年发生的肝癌就有40余万,每年因肝癌导致的死亡人数也有30万人左右。我国有统计数据还显示,肝癌已经占到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

  肝癌的高发与我们国家肝炎的高发病率息息相关。85%的肝癌病人合并存在肝炎和肝硬化,而在这一基础上发生肝癌,就意味着肝癌生长的土壤是已经病变的土壤。这也导致我们国家肝癌的总体五年生存率很低仅有5%。但是,我国肝癌治疗后的生存率有所不同,大于5厘米的肝癌习惯被称为大肝癌,手术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30%~40%,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手术后五年生存率则可以达到60%左右。

转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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